西汉八铢半两钱。来源/中国钱币博物馆
而且,由于“秦钱重难用”,汉初允许民间私铸铜钱,那些坐拥铜矿的宠臣、诸侯也凭此机会一夜暴富。(《史记·平准书》)
譬如,文帝时期有个管船的小吏名叫邓通,和文帝关系很好,甚至在文帝病时,为他吸吮痈包。当邓通被人断言“当贫饿死”,文帝看不下去了,寻思自己怎么可能让邓通贫困致死呢?便大手一挥,将蜀郡严道的铜山赐给了他。邓通籍此私铸铜钱,“邓通钱”遍布全国,而他的财产也因此超越王侯。(《史记·佞幸列传》)后来七国之乱的头子吴国,也是“即山铸钱”狠狠地发了一笔。
这种民间铸币滥行,使得市场上的货币轻重不一,物价膨胀,诈伪肆意,管理十分困难:
又民用钱,郡县不同:或用轻钱,百加若干;或用重钱,平称不受。法钱不立,吏急而壹之乎,则大为烦苛,而力不能胜;纵而弗呵乎,则市肆异用,钱文大乱。(《汉书·食货志》)
对于统一的汉王朝来说,既有的货币制度显然已不再适应时代发展的需要。元鼎四年(前113),桑弘羊提出币制改革,为汉武帝所采纳。禁止郡国和民间铸钱,各地私铸的钱币需销毁,由朝廷授权上林三官铸造新的钱币——“五铢钱”。在此次之后,五铢钱得到大规模使用,一直到唐代以后才退出流通的舞台。
海昏侯墓中出土的大量五铢钱,多达300余万枚、重达10余吨。来源/南昌汉代海昏侯国遗址公园
尽管这漫长的七百余年中,五铢钱曾遭受过新莽“禁五铢、行新钱”的挑战,却依然保持着独一无二的地位。三国两晋南北朝时,铸五铢的例子也很多,而历朝铸造的五铢钱,在市场上也有混用的情况。蜀汉政权曾经发行过“直百五铢”,这种五铢的重量不过是蜀五铢的三倍,作价则是百倍,这就使得蜀汉政权能够以等量的铜换取以往三、四十倍的物资和铸币,果然,数月之间,蜀汉府库迅速充盈起来,为诸葛亮北伐等一系列对外作战奠定了财政基础。当然,这种抬高货币的价值而掠夺民财的做法,长此以往造就的经济后果也是显而易见的。
萧梁时期,梁武帝铸梁五铢,又铸造没有外郭的另一种钱币,称为“女钱”,并且多次颁布诏书,要求全国只能适用这两种新铸造的钱。然而,效果并不理想,民间流通依然以旧钱为主,“百姓或私以古钱交易”,当时市场上流通的钱币,有“直百五铢、五铢、女钱、太平百钱、定平一百,五铢稚钱、五铢对文”等,有不少都是前朝铸造的五铢钱种类。(《隋书·食货志》)此外,南北朝时期还出现了一些以年号命名的五铢,如“太和五铢”“永安五铢”等等。
不同时期、不同版式的五铢钱,自左上至右下分别为:西汉五铢、鸡目五铢、剪边五铢蜒环五铢、东汉五铢(背四出)、蜀汉直百五铢、北魏永安五铢、北齐常平五铢、南朝梁五铢(公式女钱)、隋五铢。来源/罗文华《中国钱币的故事》
贵州:远程医疗打通农村防疫“最后一公里”******
科技日报讯 (郭芮羽 记者何星辉)1月4日,来自贵州省新冠疫情防控工作新闻发布会的消息显示,针对农村地区老幼群体数量巨大但医疗资源相对薄弱的情况,贵州发挥远程医疗服务优势,推动防控重心从防感染向“保健康、防重症”转变,全力做好“最后一公里”医疗救治工作,实现基层“见医、见药、见干部”。
“真的是雪中送炭,太感谢了!”1月5日,在贵州省贵阳市白云区牛场布依族乡石龙村,当莫任华老人从村党支部书记罗红燕手中接过防疫健康包的时候,感动得热泪盈眶。从1月2日起,贵州陆续为133万重点和次重点人群免费发放防疫健康包,包括对乙酰氨基酚片、止咳消炎中成药、医用外科口罩、医用酒精、核酸检测抗原试剂等。发放对象是65岁及以上重点人群,包括国家分类人群中的重点人群和次重点人群。
根据监测,目前贵州第一波高峰已进入平台期,新发阳性感染人员逐步减少,农村感染率已超过60%。但随着春节临近,农村人员流动将进一步加强,贵州疫情形势依然复杂严峻,防控形势不容乐观。为此,贵州及时建立农村新冠病毒感染救治和民生保障系统解决方案,畅通转诊“绿色通道”,确保农村居民一旦有重症出现可以立即送到三级医院治疗。同时,夯实农村医疗力量,所有乡镇卫生院和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发热诊室全部建设并投入使用,每日接诊最大能力为8.6万人,着力发挥县级医院主阵地作用,统筹县域内医疗资源,让宝贵的医疗资源用在最需要的患者身上。
值得一提的是,在医疗救治中,贵州充分利用省市县乡四级远程医疗服务体系,开展远程会诊、远程影像等服务,帮助农村基层医疗卫生机构提升医疗水平,帮助农村患者就近获得优质医疗服务。
(文图:赵筱尘 巫邓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