将温暖送到群众身边******
【新春走基层】
光明日报记者 王建宏 张文攀
“王姨,我给您送饺子来啦!这张‘邻里守护服务卡’您收着,上面有我的电话,还有药店、粮油店和卫生服务站的电话,有啥事,别担心,我们在呢。”1月10日,在宁夏吴忠市利通区金星镇开元社区,社区党员哈燕和楼道红管家、居民志愿者等一起,陆续敲响了高龄独居老人、重病患者、留守儿童等特殊困难群体的家门,送去药品、急需生活物资等暖心“大礼包”。
近日,为主动适应疫情防控新情况,加强特殊人群关心关爱,宁夏在全区启动组建社区村组千支小分队开展暖心配送服务行动。吴忠市第一时间集结社区、村“两委”干部、网格员、楼道(栋)长、业委会成员、群团组织、社会组织、志愿者等力量,紧急组建3902支小分队,穿梭在村组网格、奔走在楼栋巷道,利用一切资源优势,将温暖送到群众身边。
“家里1岁半的娃娃高烧39.6℃,家里没有退烧药,急得人跳蹦子哩。我赶紧给网格员李建娜打了电话,小分队很快就送来了布洛芬、退热贴,真是雪中送炭啊!”在盐池县盐州路街道芙蓉园小区,居民李艳琴说起热心的小分队,眼里泛起了泪花儿。
有的居民家中有富余的药品,一些急需的群众却买不上,如何畅通信息和药物交流共享的渠道?得益于完善的“社区(村)、网格(小区、村民小组)、楼栋(党员中心户)”三级组织体系,吴忠市各社区、村组迅速在党群服务驿站、物业服务点、楼栋(村民小组)的醒目位置设置“共享药箱”2183处,并通过微信群、大喇叭、倡议书等形式,引导居民将感冒、退烧、消炎镇痛等常用富余非处方药共享出来,让有限的药品发挥最大价值。
“刚开始还担心大家的共享意愿不强,但看着‘共享药箱’里一盒盒快克、感康,一片片布洛芬、甘草片等药品,满满都是感动。”吴忠市利通区胜利镇新华社区党委书记马芳说,“平时经常组织社区邻居节、好邻居评选、民族团结一家亲等活动,这些活动形成的凝聚力,在关键时刻体现了出来。”
“我们积极动员广大党员勇当宣传引导、个人防护、本职岗位和服务群众‘四个表率’,特别是机关单位党员干部纷纷报名加入居住地的服务小分队,以实际行动在科学精准防控一线上见行动、作贡献。”吴忠市委组织部副部长、吴忠市非公有制经济组织和社会组织党工委书记马久麟告诉记者。
高龄独居老人、孕产妇、留守儿童、重病患者等特殊困难群体,是社区村组小分队重点关注关心的对象。吴忠市精准摸排建立58184名重点人员台账,推行暖心配送服务“四个一”运行机制,即建立一套重点对象花名册、向重点对象发放一份防疫政策宣传单、一张紧急服务联系卡、一个健康防护爱心包,先后为行动不便、出行困难的居民群众安排送医送药15517次、代购代办14440次,开展陪伴照顾、心理疏导等贴心照料关爱9249人次。
《光明日报》( 2023年01月12日 03版)
【世界说】美媒:美执法机构依赖技术导致错误抓捕 有色人种被误识可能性高于白人100倍******
中国日报网1月4日电 据美联社3日报道,日前美国路易斯安那州执法部门因使用面部识别技术,导致一名乔治亚州男子被误认为是逃犯而被捕,律师表示,案件再次引起人们对数码工具使用中的种族差异的关注。
据《泰晤士—皮卡尤恩报》/《新奥尔良倡导者报》报道,28岁的黑人男子兰德尔·里德(Randall Reid)于2022年11月底在佐治亚州迪卡尔布县被捕入狱。他的律师汤米·卡洛杰罗(Tommy Calogero)说,执法部门错误地将里德与发生在杰斐逊教区和巴吞鲁日的钱包盗窃案联系起来。里德于11月25日被捕,12月1日被释放。他的被捕引起了人们对该技术新的关注,批评人士认为,这项技术导致有色人种的误认率高于白人。
“他们告诉我,我有一张杰斐逊教区的逮捕令。我说,‘杰斐逊教区是什么?’”里德说。“我从未去过路易斯安那州。然后他们告诉我这是偷窃罪。但我不仅没去过路易斯安那州,也没有偷东西。”
据《纽约时报》报道,法庭记录显示,巴吞鲁日警察局的一名探员根据杰斐逊教区警长办公室对里德的识别,得到逮捕令,指控里德是同一周另一起奢侈钱包盗窃案的三名嫌疑人之一。杰斐逊警长乔·洛平托(Joe Lopinto)办公室未对此案及该机构对面部识别的使用等相关问题作出回应。
里德的案件再次引起了人们对路易斯安那州和其他地方使用面部识别工具的关注。执法部门使用面部扫描和人工智能辅助面部识别软件在美国引起了激烈的争论,并与关于种族不平等的对话交织在一起。一些研究表明,该技术更有可能错误识别黑人和其他有色人种,而不是白人,从而导致错误逮捕。
皮尤研究中心2022年的一份报告发现,66%的美国成年人表示,他们认为面部识别技术用于监控黑人和西班牙裔社区的频率将远高于其他社区。另据华盛顿邮报此类报道,在2019年美国的一项联邦研究中被测试的几个算法的结果显示,与白人相比,误识别黑人或亚洲人面孔的可能性高达100倍。
一些人认为,面部识别技术应该只用于为警察提供线索,而不是作为唯一的证据,而且警察不应过分依赖其结果,也不应将其应用于所有低级别犯罪。还有批评人士认为,那些过分信任系统结果的官员——或者像研究人员在一些警察部门发现的证据那样,为了获得更好的结果而改变搜索图像,最终可能会把举证的责任推给无辜的人,他们可能不会被告知逮捕他们时使用了什么调查手段。
(编译:马芮 编辑:韩鹤)
(文图:赵筱尘 巫邓炎)